北京进入二伏天就热得和武汉有一拼了，这让我越发怀念那梅园里武汉大学广播台的日子了。
进入广播台是我疯狂加入社团的一个片段，却因为那里忙忙碌碌的身影和和蔼的笑容而着迷起来，我记得最开始面试的播音部，试音时我问播音部长：你是喜欢清纯点的还是摇滚一点的呢？我猜那时的他一定额头三条黑线，播音部就这样黄了，而技术部我铁定认为就是调音量、测电阻，剩下一个编辑部，居然就留下了。
我喜欢J小姐，是我当时的编辑部师傅，上海女孩子，编稿子都约在李达小树林，还会带来一些糖果，顺便说说星座和八卦，再加上她一手流利清秀的字，搞怪的思维，随和的性格（不得不说，后来上海人给我的印象完全颠覆了），我简直觉得她就是那个黄蓉了。那时的《菁菁校园》是以轻松的校园流行话题为主的，J小姐就会带我去探讨一下郭富城的电影《浪漫樱花》，甚至还教我palapala舞。
小组里另外一个是和我同年级，学编剧的L小姐，我对她简直就是敬仰了，她会让我去蹭他们的电影赏析课，看伊朗、西班牙的小众电影，大量的长镜头加上本来就没有几段的原声对白，我记得睡得很香。她说法国情色片和日本AV最大的区别是，法国的性爱镜头都是局部入手，十几分钟里你就看到两块肉那么蠕动着，贴着，却猜不出是哪一部分，这就是美感！她说她最爱的是日本的视觉摇滚，甚至后来还专门去上海看他们的演唱会，据说是头等票，可以摸到他们的鞋。
后来交际圈子大一些，法语专业的、数学专业的、法律专业的，还有计算机啊，公共事业管理啊，反正各路人，每一个都让我觉得那么有趣，这也让我非常期待每周的编辑部例会。其实例会也很好玩，就是放已经播过的播音节目，大家提意见。遇到自己的节目，就早点去会场，向每一位与会者大献殷勤，希望他们口下留情，遇到别的组的节目听审，那就开始专家了，一句一个“我觉得吧”，其实因为编辑部里每个人都很随和，所以听审中倒也不会出现争红脖子的情况，但每一次都会有新的收获。例会中，播音部长、技术部部长以及台长（都是各年级学生）都会来参会，每一个人的干练，现在想来我们这一代真的很厉害，不知道他们的近况，当着实在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
到了大二时，由于新老交替，我当选为编辑部部长，而当时广播台需要两个男生驻台，负责每天早起的起床音乐以及当日新闻的转播，我被挑中，当时那叫一个兴奋，其实我看上了广播台里的空调、电视，以及靠近比较好背书的李达小树林。屁颠屁颠去寝室搬家时，被台里同事警告说台所在的梅一楼里闹鬼，其实那个地方闹鬼还真觉得比较符合电影情节设置呢，几十年的老房子，在顶楼的最里端，还有一个经常独自宅在最里面个人办公室不出来的常驻台长（是位老师，当然下班就回家了，并不驻台），墙会掉白灰，家具也很老旧，再加上昏暗的灯光，可能任何鬼故事情节都可以在这里上演吧。入住的第一晚，我和室友L先生（高我一年级的播音部部长）说出了我的担心，看得出来，其实他也怯怯，不过他说：你知道吗？你说的这个上下两层钢丝床是多么传奇吗？首先，这里校长侯杰昌在广播台驻台时就是睡的这张床，其次窦文涛在广播台时也是睡的这张床，你看都有多大的避邪能力啊。这句话一下把我说通了，觉得睡在这张床上特别自豪，看看侯窦都那么风光，我想鬼是找不上来的吧。
因为我和L先生都喜欢睡懒觉，最头痛的是每天早上6点必须去机房按下录音机的录音键，录播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同时开始播放起床号及音乐，然后在7点开始播放录好的《新闻与报纸摘要》。我想就算武汉大学广播台没有把台史里写上我这一段，我依然要自己邀功了。因为广播台机房是6点准时来电（我记得是为了防止不法分子在空闲时间攻占广播台，夺取舆论渠道），我便前一晚把一部收录机放好空白磁带，调制央广频率，按下录播键。而另一台已经连接广播的DVD播放器，塞好录制好的起床号及音乐光盘，按下播放键，直到早6点，一通电就万事OK了，于是我们可以不紧不慢的起床，到七点换成录播央广新闻节目就好了。当然，后来广播台搬家，购置了更好的先进设备，这种土办法也就没有意义了。
而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权利在于每天起床号后的背景音乐是可以我来选的，之前一直是神秘园啊、理查德·克莱德曼的轻音乐，没劲，我那时疯狂迷恋周杰伦的《范特西》专辑，于是我坚持一个月的起床音乐都是他的《忍者》，而且声音放置最大，可以想象，清晨6点的武汉大学校园，有人在背书、有人在晨练，而他们的背景音乐都是这首节奏强劲的《忍者》，这是我这辈子目前为止做的最疯狂的一件事情了。哈哈。后来，在山水BBS上有人问起周杰伦的《忍者》是台歌吗？以及有武汉大学教工家属提意见，每天一大早听这么强劲的音乐，太亢奋，以至于下午会打盹，以及最后有人评选珞珈四害，广播台名列其中，我觉得我也有责任。
到大三的时候，也开始面临挑选接班人，投票选举编辑部部长了，也在这个时候才想起，这个广播台编辑有什么诱惑力呢？每周的节目要自己采编，还要接受同事们暴风骤雨般的批评，而这一切都是没有收入的，全凭自己的完美主义以及一份责任和热情。而说真的，就算我在离台后，我依然没有觉得那种热情有降温的时候，每一个生活片段都那么真实、温暖。其实我已经忘记我把编辑部部长的接力棒交给的那位女生的名字了，但我深刻记得，她是爱广播的，她有做事的热情，那成为我几乎唯一的判断标准。
到大三的时候，武汉大学广播台已经迁至教五楼了，但每每经过无名湖畔，梅园三角地时，还是会忘不了抬一抬头，看看老广播台的旧址——梅一楼的顶层，看看那个布满灰尘的窗户，我想是不是因为这里留下了太多人的太多记忆，才让这个小房间显得如此沧桑。
我感谢那里的一张床，我感谢那里有我大学生活中最美丽精彩部分的储藏。其实，我舍不得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