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搜索关于伊士曼柯达公司新闻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到该和大家告别的时候了!今天我的身份既不是柯达CEO，也不是柯达主席，而是大家的朋友。”
2005年9月8日，伊士曼柯达公司董事会主席邓凯达在厦门对中国的百余家媒体如是说。57岁的邓凯达把柯达董事会主席一职，移交给了自2005年6月1日起担任柯达CEO的59岁西班牙人彭安东。
1970年，邓凯达作出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两个决定”：一是与妻子琳达结婚；二是加盟柯达公司。35年后的今天，邓凯达表示，他与妻子恩爱如初；而在柯达，他也从一个最基层的小统计员，一步步走上来，直到即将在柯达最高领导人职位上退休。
“做一件事，爱一个人，过一生。你还能找到第二个这样的美国男人吗？”也许正是伊士曼柯达公司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主席叶莺的这个反问给了我关注的理由。
人生只有一次，是简单如水，还是繁复如麻，相信你已经有了不可撼动的答案。成功之于人生，不在于过程的精妙，而是安老之时回望人生的心态。
羡慕“做一件事，爱一个人，过一生”！
我敢保证我父亲没有看过《格调》这本书，但却深知其中一个结论的内涵，“人的地位不是由其收入金额决定，而是由其收入方式决定”。于是，作为一个小学校的领导，拿着和盘坐在他面前中间仅隔着一堆蛀满虫洞白菜的这位买菜大娘差不多的收入时，却能以济世之心虔诚地将钱交给大娘，然后充满幸福感地抱着一捆白菜离开。希望以上记载不要让他看到。
而我恐怕永远不能认同这样一个结论了，尤其在今天参观完一位乡村企业家的实业，仓皇赶回杂志社干完今天的任务之后，坐下来有机会好好思考的时候。那位企业家，不是有钱，那是相当有钱！！他喜欢打八百元一局的高尔夫，正在打算考飞机驾照，好在回到加拿大的家时，开开他称之为“相当便宜”的18万美金的私人飞机，还领我们参观了7~8个上亿、几亿的工程项目。而这一切不过是20年的事情，20年前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干部。我的赞叹之情早已泛滥得不知道到哪里了，而我“媚富”的心态可见一斑。
我不是羡慕他大把的钞票，羡慕，甚至嫉妒的是他成功的速度（我知道成功不能以钱衡量，但这是最好的评价标准。黑炜对我的评价是对的——“充满成功欲望”，我知道你们要说干脆就叫“充满金钱欲望”吧，那又怎么样，我承认！）20年可以让一个人成功得如此一塌糊涂，而我还在考虑我的原始积累在哪里？我的个人修行是否已经完满？在朝八晚五的枯燥生活里，我依然充满斗志与狂热，我俗不可耐的格调决定了我不能不俗不可耐的对有一番事业，然后去享受成功的“妄想“（希望不是妄想！）。
最近在看一本书，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所以不妨拿出来说说（一方面道听途说，真实性由各位看官决定；一方面上网一搜，发现这件事情曾闹得满城风雨，可看出我是多么孤陋寡闻）。好了，闲言碎语不说，且听我慢慢道来：
1985年，20岁的山西青年孙宏斌从清华大学水利系研究生毕业，进入了中国环境科学院工作。3年之后，他决定换一种活法。1988年5月的一天，他无意中看到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招聘广告，鬼使神差地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人叫陈恒六，当时是企业发展部经理，并且是柳传志的总裁助理。电话中，孙宏斌给陈恒六留下了一个“非常有理想、有想法”的印象，孙宏斌很快就成为这家公司的员工，这家公司后来改名为联想。
正是这批20多岁的年轻人被柳传志提拔到重要的管理岗位上接受锻炼和考验，才给了孙宏斌以后不同的生活：
1990年，孙宏斌被破格提拔为联想集团企业发展部的经理，主管范围就是他在全国各地开辟的18家分公司。这个过程，联想的老人们没有过多参与，分公司的头头脑脑基本上都是孙宏斌任命，因此，孙宏斌在分公司拥有很高的威信。
当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孙宏斌正试图越位当诸侯时，柳传志毫不留情地将他投入大狱——1990年5月28日，孙宏斌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10天后，被正式逮捕，案由是挪用公款。1992年8月22日，在海淀看守所蹲了27个月之后，孙宏斌接到了刑事判决书，他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罪名是挪用公款13万元。1994年初，孙宏斌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1年零2个月，1994年3月27日刑满释放。
四年的囚禁生活，如果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被冤枉忍受四年的牢狱之灾，他的内心应该充满仇恨，像基督山伯爵一样，积聚实力，趁早将无情送他入狱的柳传志置于死地。
出狱后，孙宏斌通过朋友约柳传志到一家茶楼喝茶，他见到柳传志后的第一句话是：“我当时太年轻。”
柳传志接受了他的道歉，联想公司凭借其强大的资金实力，成就了孙宏斌的第二次事业——房地产，于是我们在各大报端又看到孙宏斌的名字，在他名字的旁边，还有一个词——“顺驰置业有限公司”。
一个人成功的因素究竟有哪些？智慧、才能、运气，还有资源，但也许情商应该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尤其是年轻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