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版,一场阳谋

在网站上下单,一盒名片十五元,两盒名片二十元,提交电子文件,第二天就快递到家,价格便宜速度快,这在几年前,这在街边的名片社,都是无法实现的事情,而这要归功于名片网站背后的合版印刷。通过大量同类型文件共同印刷分摊成本,实现小批量印刷的低成本。

合版印刷始于台湾,最早是由专门印制各种卡片的企业想到:既然卡片规格都一样,只是印刷图案不一样,为什么不合版印刷呢?然后传统商业印刷企业,在地域范围和市场规模都很稳定的台湾,通过精细化管理以达成内部节省成本的角度,把合版印刷应用在了商业印刷上,2012年A4四色500份含纸含印刷已经可以低至50元人民币;最后就是以健豪为首的企业,通过大力发展IT系统,实现客户到工厂自动合版印刷,将印刷产品化,提升产品的标准化生产。

可以看出,合版印刷在台湾的出现是印刷企业内生需求的不断完善而达成的,但合版印刷在内地的火爆则没有经过如此合乎情理的成长,直接成为各家企业为了抢夺市场,自降身价恶意竞争以换取市场的法宝利器。同样做合版印刷,台湾健豪直面各种竞争,历经十几年毛利率仍可达28%~38%,堪与内地暴利的烟包印刷媲美;而郑州的合版印刷自2008年起步,仅用五年毛利率已不足5%,几近无利可图。

而合版印刷在中国内地“被玩坏”,背后则又有耗材、设备供应商的恶意营销推动。原本在中国零单商业印刷市场里,需求相对固定,并没有太大的突破性增长,但为了提升销量,一些耗材、设备商极力鼓吹合版印刷的前景,说服印刷企业购买更换更大幅面、更高效率的印刷机,这使得在这个市场领域产能极大增长。为了尽快回本,已经“入套”的印刷企业只有降低工价,开拓所谓的“合版印刷”市场,而“杀人一万,自损三千”的无序竞争,让零单商业印刷市场更加无序,没有质量,没有服务,只有价格,发展前景何处而来呢?

而在印刷企业一端,合版印刷被贴上“便宜”的标签后,印刷企业似乎丧失了“节操”:因为大部分耗材采购有进项可抵扣发票,而在出项则与客户实现现金交易,通过偷税来提升利润;然后通过客户的不专业,以低克重纸张或者不足数的印刷品来蒙骗消费者;既然合版印刷追求一个快字,让原本可以质量更好的印刷品在仓促中以低质量面世。这种并不光明正大长治久安的盈利方法,又能坚持到多久呢?

在市场配套一端,由于印刷产能大幅提高,但是印后配套协作体系却并未形成,甚至有的印后加工企业也积极上马印刷机,大搞合版印刷,每一个企业都做得“小而全”,政策监管方面又相对滞后,缺乏有效的调度调整,只能任其肆意发展。

在消费者一端,日渐看轻的印刷在企业的自我作贱下,消费者越发无法树立健康的消费观,消费者将购买印刷品的决策重心放在了速度和价格,而讽刺的是,速度和价格恰好是印刷媒体明显弱于电子媒体的部分,未来市场,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印刷呢?

不得不承认,合版印刷在中国的发展,一来让企业有了精细化管理以及成本控制的入门第一课,同时合版印刷的“快”催促了中国印刷行业的生产效率提升,而低利润的现实也让印刷企业知道了资本运营的重要性……这无疑让中国印刷企业的发展上升了几个段位。

而很可惜的是,原本作为云印刷发展路线第一站的合版印刷,让众多只赚眼前利益的企业给走偏,让行业内各个环节给公然谋害。低价低质充斥市场以后,势必有一大批企业将通过洗牌挤出市场,这种内耗无疑属于行业发展的新陈代谢,但是否值得,是否每一次商业形态或者技术革新,我们都要经历一场无谓的洗牌,这可能是我们每个行业从业者要思考的。

让过剩产能随时存取

我经营着一家印后加工企业,主攻商业印刷市场的我们原本应当在春节等重大节日时迎来自己的旺季,可结果却大相径庭,现在的我们跟书刊印刷企业一样,业务高峰期反倒成了夏季的7~9月。原因是书刊印刷厂忙于印制教材和教辅,商业印刷散单只得外发给商业印刷的企业。

一个小型的加工企业,闲时赏月,忙里跑风,而固定的设备及人员成本却每天都在发生,真正接到大单时却因为产能不足而扼腕叹息。我想不仅仅是我的企业,大部分中小型印刷企业都会对此感同身受。而这种季节性的“产能过剩”用马列主义经济学“生产力三要素”解释,显然是因为劳动工具流动性不足造成的。劳动力可以随时流动,机器设备可不能需要时买、不用了就退掉。固定的设备投入,导致了固定的产能,面对波动的市场需求,常常做不到利益最大化。

我曾想,要是我能把产能存起来,随时存取自由就好了。这个荒诞的想法,却在印刷业外早已被实现——分时度假酒店利用不是每天都使用的房屋做生意;汽车租赁公司利用不是每天都使用的汽车做生意;沙发客利用晚上不会使用的沙发来落脚歇息……固定安装在厂房里的印刷机、印后设备可不可以也把闲时产能利用起来呢?

无独有偶,我的两位业内的朋友在尝试两种新型的商业模式,在我看来,他们都很好地利用了设备的闲时产能,解决了闲时产能过剩的问题。

一位朋友拥有市面上成本最为低廉的彩色数字印刷产能,他和每一家地段绝佳、租金极高的快印店洽谈,将这家店的业务分为两种,一种是立等可取的急件,一种是隔天自取的缓件。立等可取的自然快印店自己完成,而隔天自取的缓件则通过网络传输到我这位朋友的网络服务器上,当晚合版印刷,第二天早上6点就可送到店铺。同理,我的这位朋友也可以把急件直接派发给相应区域内的合作快印店制作、派送。二者做到了资源互补,产能优化配置。

另一个朋友发现了这样一个市场商机,有闲置设备接不到生意的老板,有一腔热血、一身技术却没有启动资金的创业机长,也有拥有稳定活源,希望有更高收益的业务员。而在一个企业里,机长永远嫌老板给自己的工资低,业务员永远嫌老板给的提成太少,而老板永远觉得机长和业务员不够卖力,然后留下了安安静静的设备躺在厂房里。于是他开展了这样一个“众筹”计划,分别给老板的闲置设备、机长的专业技术以及业务员的资源价值化,以参股形式按照不同的比例合作,通过一系列规范使得合作稳定持久,老板可能变成了3个,但“产能”却得到了最大效率的利用。

也许设备是静止的,但产能却可以流动,资源的优化配置带来的是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再死守着机器,把企业的产能看做是最大的可交换资源,这种思路是不是可以有效解决目前竞争带来的“囚徒之困”呢?

印刷厂在哪儿?

因为业务关系,我经常会去拜访一些北京的中小型印刷企业,让我出乎意料的是这些企业的地址偏到无法想象,一家位于北京西北角一个种满桃林村庄深处的平房,如果没有一块早已锈迹斑斑的招牌上写着印刷企业的缩写,全然不会发现。另一家在北京南部西红门的铁道边上,破旧的厂房窗外不过半米就是呼啸的火车飞驰往来,厂房内也是极度狭小,印刷车间中间是一台海德堡印刷机,四围摆上印刷品和纸堆,走路是需要侧着身子走的。还有一家虽然在三环边,但旁边就是一个五金市场,如果不曲扭拐弯走过几个关键路口,根本就无法寻到这家“大隐于市”的印刷企业。

我暗自感慨,这些“隐蔽”的地方我们的印刷企业都是怎么找到的?这样的地理位置就算是干任何不法的勾当也是很难被查到的吧。此前领教过深圳八卦岭的印刷企业就像居民住家,一栋楼的不同楼层都是印刷厂。在北京,看到偏居一隅的印刷企业们,看不到市场的繁华,“打入冷宫”、“边缘化”等词汇倒是飘入脑海。

和客户聊起为啥选这么偏的地方,一家企业的总经理一句话就给总结了:这里是房租和离客户距离的最佳平衡点。也就说,印刷企业既要不断压低成本,寻找低房租的厂房,也要选择距离客户更近的地方,以巩固市场份额同时节省物流成本。一直列属在“城市工业”的印刷行业,一方面依靠城市居民聚居所带来的巨大商业市场需求而存活,另一方面又依靠城市劳动力的精细化社会化分工而生产。离不开城市的印刷,却渐渐被逼到城市的角落,是不是又再次印证了难以摆脱加工业地位的印刷的尴尬?

但这却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一些佐证,明朝初期江南地区的印刷行业作为城市工业还位于内城,而伴随超大城市的发展,到了明末清初,印刷业已经慢慢全部迁移到城市外城,或者附近的乡镇。而作为比较的样本,同为城市工业的碾米业全部移到了城市周边的卫星城镇,而丝织业则没有发生迁徙,几乎全部位于城市内城之中。这是因为类似碾米业这种需要消耗大量原料,并产生大量废料的行业,同时生产工艺简单和产品附加值低,已经无法适应城市商业的竞争,而被逼出城市。而丝织业同理,不会消耗大量原材料,也不会产生什么废料,丝织师傅超高的工艺也使得产品的附加值非常高,自然可以在城市商业中屹立不倒。印刷业倒是在行业内实现了分裂,那些制作简单的年画、信笺等印刷品的企业都无奈离开城市,而书籍印制的企业却依然留在内城。所以你看,原来是产品附加值这项标准树立了去留城市的标尺。

最近,北京印刷的聚集地之一——西红门正在大举拆迁,不乏一些知名印刷企业正迁到更远的地方,有的甚至要迁出北京,落户河北。而印刷去哪儿?换一个思路,作为城市经济的印刷如果产品附加值更高,是不是就不会落得如此境地?逼走印刷的可能并不是什么政策,而是这残酷的城市商业竞争下,你的产品附加值如何?

所以,你的印刷厂会去哪儿?